第3版()
专栏：

锻炼
——访五位知识分子人民代表
谢刚　徐鞠如　张习之
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里，七百多位代表正在对右派分子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反击战。
十多天战斗，我们看到多数的知识分子代表投身到斗争中，开始掌握到阶级斗争的经验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场斗争中逐步地警觉过来，成长起来了。
战斗空隙中，我们访问了几位代表。他们是七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徐森玉、华东师大的女教授程俊英、著名的戏剧家俞振飞、徐玉兰、漫画家张乐平，他们虽然各有各的感受，但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一个共同的名词：立场。
立场，这个平凡而又严肃的词儿，过去经常听到人口头谈起，但，从来没有像最近谈得这样多，这样深刻。人们越来越觉得：立场，意味着比生命更为严重的内容。
徐森玉宝刀不老
七十七岁高龄的徐森玉老先生每天扶着拐杖，出现在会场。他引用“论语”一句“朝闻道夕死可矣”，来表达自己最近的激动心情。他老了么？且看在和右派分子面对面的斗争中，他经常拍案而起，愤怒陈词，句句打中右派要害。谁说此老“宝刀”已老！韩鸣在造谣，“今天的科学是找几个名牌科学家来骗人。”徐老就挺身而起，用一个例子，雄辩地驳斥了这个右派分子的污蔑。徐老说，他早年有个名叫陈次青的同学，在英国学炼钢的，解放前，落魄潦倒，不得不到一家布店担任账房。解放以后，国家立即重用他，现在是马鞍山钢铁厂的工程师。难道这不是党真正关怀科学家的证据吗？
徐老是文物专家。谈到文物，他的感想更多。有人说，文物工作可以不要党的领导。徐老说，不行。他为记者谈起六年前的一段往事：为了收买流失民间的“二希”帖（晋王羲之兄弟的作品），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和他一道四处寻求。那段时期，他们接到好几次周总理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，关心工作进展的情况，有什么困难等等。总理的指示非常具体。谈到这里，徐老说：一个不了解党重视文物工作的人，是很难想像以一位日理万几的总理，竟然对“二希”帖如此深切关怀。再谈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情况吧，八年来古物扩大到解放前的几十倍，摆出这些事实，就容易懂得党在这方面做了何等伟大的工作，党能不能领导文物工作的问题，也解决了。
徐老最后说：“通过反右派斗争，我更信任党了。虽然我已过古稀之年，但是，我还要继续思想改造。问题很明白，不改造，就不能站稳立场，就不能明辨是非，也就不能很好地为国家做好一份研究科学的工作。”
俞振飞警语说前车
俞振飞一谈起今春右派分子“发展”他参加组织那股疯劲，好气又好笑。陈仁炳、夏高阳死缠住他。一个说民盟好，一个说农工妙。这个打电话，那个派人来，“敬备菲酌，恭请光临。”农工的信来了，拆开一看：“入党申请书”！陈仁炳则亲口许愿：“你入盟后，怕开会就可以不开；不愿学习就不学；只要你参加了民盟，对戏剧界的作用就更大了。”一派花言巧语，俞振飞越听越反感。当时还仅仅觉得，“怎么，这些人还是一派旧政客作风？”现在，明白了，是右派！他们到处拉人，无非准备积蓄力量把中国搞成个“匈牙利事件第二”。
匈牙利事件的教训，俞振飞最是难忘。他看到，匈牙利资产阶级复辟仅仅几天功夫，就意味着多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，多少左派人士和革命人民的人头落地。俞振飞说：“今天我们只要求右派低头认罪，还是给他们的宽大待遇。如果他们得势，别说共产党员，我们的头也难保。”他特别体会到反右派斗争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。
“当然”，俞振飞说：“参加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说来，也就是最好的思想锻炼。记得三反、五反时，我还在香港，当时我想：要我这样一个人去斗一个朋友，恐怕无论如何也办不到。温情主义是知识分子通病，而况年已五十开外，讲究的是“忠恕”之道，随便甚么，点一下就算了，不愿过分，不愿追根。只有这一次，总算彻底明白了。敌我之间的斗争，关系生死，讲不得半点交情。要不坚定立场，彻底打垮右派，匈牙利事件，就是惨重的前车之鉴。
程俊英一条教训
程俊英教授不是患肝病么！
是的。她的肝病害了十几年了，那时是抗日战争艰苦的年月，他们两夫妇虽然都在大学任教，但每月收入不到一担米。贫病交迫，开始得上了肝病。这场病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，多做一点事，就头痛失眠。但是，奇怪！在这次华东师大反右派斗争中，她一天到晚开会、讲话，写文章，肝病并没有难倒她。为甚么？她说，很简单，就是绝不能让旧日子回来。
程俊英教授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认清右派分子的嘴脸的。华东师大鸣放初期，她听到许杰等右派分子的谬论，曾经说了一句：“向党提意见要注意立场和动机。”话犹未了，立刻受到右派分子围攻，骂她“拍马屁”。那时，她虽然气愤，但是，却又转念一想：“算了，不要顶起来，招来系主任许杰的麻烦。”人民日报发表了“这是为什么”的社论后，她才投入了同右派分子的撕破情面的斗争。人代会上十几天的战斗，她听了工人代表的发言都是那样坚定、勇敢，使她非常感动。从这里，她体会到了知识分子的立场、感情和工人阶级是还有一段距离的。为什么工人就是那样的无保留地参加斗争，而自己在鸣放时就不能立即起来反驳右派谬论，反而“怕得罪人”，这还不是个人主义思想，和立场问题吗？
这十天的战斗，程俊英教授得到了一条宝贵教训，她说她在斗争中找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，这就是首先要有和工人同志一样的坚定的立场，勇于捍卫真理的精神。她并且表示：今后无论怎样忙，身体多么不好，马列主义不能不学习，实际斗争不能不参加。知识分子离开了马列主义和实际斗争，有了知识又有什么用？
徐玉兰的懊恼
徐玉兰说：“反右派斗争开始时，我还在半空中荡，现在，我降落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了。”
徐玉兰坦率地说，从旧社会来的演员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，鸣放初期，她也受过右派言论的迷惑。储安平“党天下”的谬论，她当初就辨别不清，尽管她不同意把党的领导人刻薄地形容成“大和尚”；可是她又觉得这种人敢于提意见，佩服他们的“勇敢精神”。那时，越剧界的右派分子也装出为演员鸣不平的姿态，叫嚣“现在的演员是埋没青春”这类话。徐玉兰没有冷静思考，单纯以为为演员说话总是好的，因此，在思想上起了共鸣。
反右派斗争开始，徐玉兰一度困惑。她怀疑：党的鸣放政策难道是出尔反尔吗？但是，右派罪恶愈揭愈多，徐玉兰的疑团才逐渐消散，尤其是越剧团的右派分子的揭露，真正使她从迷蒙的烟雾中走了出来。
演员的青春是埋没了吗？自己的青春是不是被埋没了呢？她开始冷静地考虑了一下：算一算，越剧院一年要演出多少戏，她还出国演出过，这在旧社会是可能的吗？徐玉兰开始清醒了。
到底谁埋没了演员的青春？徐玉兰马上想到筱丹桂之死。徐玉兰说：“那时候演员的青春是被流氓掌握着的。筱丹桂因为流氓张春帆的欺压而被迫自杀。当时，越剧界的姊妹同情她一律停演，要求处理张春帆，但是，反动政府那里把演员放在眼里，张春帆照样逍遥法外，而且还威胁我们：你们这种黄毛丫头当心点，你们的头还要不要！直到解放以后，共产党才为我们报了仇。”接着她说：“如果我们还要埋怨，说是共产党把演员的青春埋没了，那才是忘恩负义呢；我当时竟然糊涂到如此地步，真是懊恼。”
徐玉兰最近想通了。为什么工人、农民，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谬论那么敏感，当很多人还是摇摆不定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举行座谈会，首先反对了。那是因为他们有明确的阶级立场，而她所以曾经一度动摇过，也正说明她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没有消除干净，她说：“这次对我的教育真不小。我懂得不仅只是关心业务，更要关心政治，因为这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命运。没有了社会主义，还谈得到业务吗？”
张乐平难忘的一件事
漫画家张乐平开门见山就谈起了鸣放初期他上过右派分子的当。那是在市委宣传会议上，沈志远一面叫嚣党管得太多太死了，一面点漫画家的名要把他的话形象化，画一幅漫画，当晚，张乐平就和民盟漫画家张文元合作了一幅“辛辛苦苦的‘当家人’”，第二天，和沈志远的发言一起刊在解放日报上。
张乐平的画本来常常受到读者欢迎的，这幅错误的画登出后，读者来信指责了，可就在这时，沈志远表扬他了，民盟也派人来拉他入盟了，现在，张乐平才格外体验到他这幅错误的漫画，究竟被谁欢喜？为谁痛恨？
由此，张乐平也体会到知识分子彻底转变立场是不简单的。他说：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，沾染了旧社会的污泥，解放前，我不懂得什么是立场，我画“三毛”，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受苦出身，我同情受苦难的孩子的遭遇，我画他们只觉得我心地公平，讲良心。解放以后，学习也不够，虽也经历了一系列运动，但是并没有严肃地投身到运动中去。只有这一次，我才体会到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斗争，是知识分子锻炼立场的一场考验。（原载新闻日报本报略有删节）